斯彭斯负责此案的调查,他话不多,顽强地坚持他们抓错了人,结果他们真的抓错了人,找到证据证明他们抓错人的是个外国人,是个比利时警方退休的一名警探。年纪肯定不小。现在很可能已经老糊涂啦,富勒顿心想,不过我还是谨慎为好,他想要得到的是一些信息,给他提供信息肯定错不了,因为他几乎没有对这件案子有用的任何信息。这是一桩儿童被害案。www。
富勒顿先生也许觉得自己能把作案者猜个八九不离十,但他又没那么确信,因为至少有三个嫌疑人。三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凶手。他耳边回响起“心理不健全”、“精神病医生的报告”之类的话来,毫无疑问,案件会以这样的话告终。不过,在晚会上淹死一个孩子还是比较奇特。虽然有过学生不听警告,乘搭陌生人的车,没有回到家中,反而在附近砾石堆中找到了尸体。两桩案子大不相同。砾石堆。是哪年的事哟?都过去好多年啦。
“嗯,是的,是的。可怜的雨果,德雷克。人真不赖,从他们买下苹果林宅定居下来我就认识他们啦,过了好些年啦,叫人伤心的是,有一年他们门在海外度假时他患了骨髓灰质炎。他的心理健康并未受到什么损害。不过,他一向是个优秀的运动员,擅长多种运动项目,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真让人伤心。得知自己终生残疾了哪能不叫人伤心呢!”
富勒顿先生吃了一惊。“莱斯利,费里尔,”他说,“莱斯利,费里尔,让我想想,您看找还真差点忘了他叫什么。对,对,没错。让人用刀砍死啦,对吧?”
“我说的就是他。”
“您觉得应该是某个女孩子,还是绿天鹅酒店的女东家该负责任呢?”
“事实上,这桩案子谁也弄不清,我觉得警方的观点是说出于嫉妒但是”他耸了耸肩。
“可您有些怀疑?”
“啊,怀疑过。”富勒顿先生回答道。
“我觉得您似乎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“嗯,我宁愿相信证据,警方也宁愿有更多的证据。我记得检察宫认为不成立。”
“有可能大相径庭?”
“对,可以列出几种理由。小费里尔性格不太稳定,出身不错,慈爱的母亲是个寡妇。父亲不太尽人意,让妻子吃尽了苦头。我们的小伙子有点像父亲,有一两回他跟一帮可疑的人混在一起,我假定他无罪,他还年轻,但我警告他别跟坏人纠缠在一起,别与一些不法行为联系太紧密。坦率地说,要不是为了他母亲,我不会留他干下去。他年轻,也有能力,于是我警告了他一两次,以为可以奏效。但是如今风气太坏了,十年来一直有增无减。”
“您认为可能有人把他拉下水了,是吗?”
“很有可能,跟这种人一旦纠缠上了,就有危险,一旦想泄密,背上让人捅几刀早己屡见不鲜啦。”
“没有目击者?”
“没有。谁也没看见。怎么可能看见呢?干这种事,人家早已安排妥贴,让人证明作案时不在现场,诸如此类的。”
“说不定还是有目击者。一般人想不到她会在现场,比如说一个孩子。”,“在深夜?在绿天鹅酒店附近?几乎不可能,波洛先生。”
“兴许,”波洛坚持着自己的观点,“那孩子也许还记得,孩子从朋友家回来,说不定离自己家不远啦,她可能是抄小道从篱笆后面看见什么啦。”
“波洛先生,您的想象力太丰富啦,您所说的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“我不觉得,”波洛答道,“有些事情还真是让孩子们瞧见了。人们常常没料到他们会在场。”
“但他们肯定会一回到家就讲起自己的所见所闻吧?”
“也许不会,”波洛说,“也许他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,要是见到的事很恐怖的话尤其如此。孩子们回到家里一般不会讲起看见了一起车祸或者某种暴力事件。他们守口如瓶,从不对人讲起,却不断地回味着。有时他们感到十分开心;因为自己知道某个秘密,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。”
“他们总该对自己的母亲讲吧?”富勒顿先生说。
“我不清楚,”波洛答道,“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,有很多事情孩子们都不愿对母亲讲。”九九藏书